杠杆不降反升背后：如何突围高杠杆之困

　　7月份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定调的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让市场看到了前期去杠杆进程进入稳杠杆阶段。我国之所以有底气宣布从去杠杆进入稳杠杆，是因为今年以来，实体经济杠杆率的上升势头趋于稳定。

　　日前，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发布的最新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二季度末，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较去年末微升0.6个百分点至242.7%，基本保持稳定。

　　然而，稳杠杆并不意味着去杠杆告一段落。下一步去杠杆的重点落在了针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的结构性去杠杆。从NIFD公布的各部门杠杆率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杠杆率的结构性问题仍较突出，取得的进展有限。不少业内人士甚至认为，中国要实现好的去杠杆，关键在于优化杠杆结构，其背后的根本出路在于跳出体制之困，通过改革，改变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当前，我国的去杠杆取得了哪些阶段性进展?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下一步宏观政策的出台要注意什么?杠杆的问题是中国处在转轨经济过程中的镜像，所折射的是中国所要经历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涅槃，过程虽然艰辛，但没有痛苦的出清，哪能突围杠杆之困?

　　去杠杆的最新进展 

　　前期的去杠杆政策正逐步显效，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半年保持了基本稳定，仅微升0.6个百分点。

　　分部门看，杠杆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仍来自居民部门，上半年居民部门杠杆率累计上升了2个百分点至51%，尽管增速较去年同期有所放缓，但实际增速仍快。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当期居民部门杠杆率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增速过快，过去两年分别上涨了5.7个百分点和4.1个百分点，2018年上半年也一直保持在高位，这对宏观金融体系带来一定的风险。但从长期趋势看，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很难下降，未来仍将是实体经济加杠杆的主力，只不过随着住房贷款增速的下滑，未来居民杠杆率增速会有所放缓。

　　除居民杠杆率上升外，上半年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都在下降，两者共降1.4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总杠杆率下降了0.8个百分点，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都在下降。

　　不过，在张晓晶看来，2017年到现在，更为显著的变化是地方政府隐性杠杆水平下降，以融资平台和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为代表的政府隐性债务余额增速出现了显著下滑，主要以政府资金为支撑的基建增速大幅下滑等。应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是政府部门去杠杆的重心所在。

　　但在“堵后门”的同时，也要多放开些“前门”，适当增加显性债务，即适当提高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与专项债务限额，保持地方政府投资支出的稳健性。同时，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杠杆率。

　　“我国政府部门拥有大量资产，适度提高政府杠杆率是风险可控的。在结构性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指望持续推进企业部门去杠杆，就需要其它部门杠杆率有所支撑。目前居民杠杆率的攀升已经‘独木难支’，政府杠杆率的适度提高是有必要的。”张晓晶说。

　　此外，得益于金融强监管政策的持续发力，我国金融杠杆率降幅显著。不同于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是用债务余额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刻画，金融杠杆率反映的是金融部门内部的资产负债关系，用金融同业资产或同业负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根据NIFD测算，金融部门去杠杆幅度较大，已回落至2014年水平。若金融去杠杆进程继续深入推进，预计未来银行持有的其他金融机构(包括其他银行)的债权占总资产的比例仍会下降。

　　民企被国企“挤出”杠杆率不降反升 

　　尽管我国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但结构尚难言优化。除了上述提及的居民部门加杠杆“独木难支”、政府总杠杆率(尤其是中央政府杠杆率)不升反降外，当前我国杠杆率存在的最大结构性问题，或许莫过于企业部门内部所出现的分化。

　　上半年，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下降了0.6个百分点至156.4%，企业杠杆率自2017年一季度达到160.9%的峰值后持续下降，当前水平相比峰值时期已下降4.5个百分点，除今年一季度稍有反弹外，下降趋势已保持了5个季度。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企和民企去杠杆出现分化是上半年较为突出的现象，从企业资产负债率来看，国企在去杠杆而民企在加杠杆。

　　张晓晶解释称，民企资产负债率上升，主因在于资产缩水严重，资产和负债同时收缩，导致被动加杠杆。二季度末，私营工业企业负债较去年末下降了0.3%，但总资产大幅下降了7.8%，总资产相对于负债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导致了民企资产负债率被动上升。相反，国企资产负债率下降，虽然负债减少也有所贡献，但贡献更大的是资产上升。

　　民企加杠杆可能与外界的直观感受不同，毕竟上半年债市接连“爆雷”的背后，都被认为误伤了民企，让民企遭遇强力去杠杆。但实际上，民企被动加杠杆与民企债券违约潮都有同一个指向——民企融资环境恶化下的挤出效应。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多年以来，民企的盈利能力一直强于国企，但今年却发生了逆转，国企盈利能力的提升实则受环保督查、行政化去产能等影响导致的上中游行业的涨价，由于上中游行业大多是国企，涨价带动国企利润增速的明显改观。

　　“这一轮国企去杠杆与收入端或资产端的改善有较大关系。但在价格因素主导企业利润变化的情况下，之前的盈利改善至多是一种暂时性名义上的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并未趋势性扭转。考虑到总负债与营收的比值，国企的状况尚未好转，仅从偿付能力来看，国企的债务风险依然较重。”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磊称。

　　张晓晶还表示，这一波民企加杠杆并不是伴随着经济复苏的主动加杠杆行为，而更多是在融资环境恶化和国企挤出效应共同作用下的被动加杠杆行为。一方面，信用收缩期融资成本的显著上升，导致企业利息支出大幅增长;另一方面，上游行业对中下游行业利润的侵蚀，资金链紧张对企业经营效益和利润留存比例的影响，使得权益资本占比下降。这种杠杆转移并不具有良性特征，是在旧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滋生的新问题。

　　“未来企业杠杆率的降低，更多还是要依靠深化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促进行业充分竞争，实现市场化出清。”任泽平称。

　　房地产高杠杆的误区 

　　中国高杠杆集中的领域主要分布在地方政府、国企和房地产行业。而房地产领域亦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任泽平表示，房地产领域加杠杆的根本原因是涨价预期的存在。至于为何会有涨价预期，一是因为多年来城市规划不够科学，大城市土地供给不足;二是我国过去长期的货币超发(主要体现在影子银行)等原因不断推高房地产需求。

　　“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看，长期以来，人口都是向大都市圈流入。但我国的土地供给是向三四线城市倾斜，一二线城市供地偏紧。”任泽平称，“人口是需求，土地是供给，金融是杠杆。因此，人地分离、供求错配是我国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城市高库存的根本原因。”

　　房地产领域加杠杆主要体现在居民部门的个人房贷。一方面，以个人按揭住房贷款为主的个人中长期贷款保持高位，当前余额逼近24万亿元。但受限购政策影响，今年以来，住房贷款高位放缓，同比增速已基本回落到2015年房市刺激政策启动前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仍值得警惕，今年上半年，居民部门加杠杆的主力是短期消费贷款，当前余额超7万亿元，同比增长30.3%，远高于居民全部贷款增速。

　　“短期消费贷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个人消费的兴起，还是短期贷款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如果是前者的话，那相对应的，应该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高增长。但实际情况是，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与实际增速几乎都降到了近年来新低。”任泽平称。

　　楼市的涨价预期是房地产领域加杠杆的根源，但反过来，指望房价下跌、房地产价值缩水可能并不能实现房地产领域去杠杆。

　　“这是一个大家对房地产去杠杆容易有的误区，现实情况是，房地产价值缩水并不能实现去杠杆。”张晓晶说，即便在发达经济体完全不进行新建房地产投资，银行新增信贷同样会集中于房地产融资。我国与房地产贷款相关的信贷约占银行信贷40%，居民抵押贷款只占20%。相较而言，我国房地产所吸纳的杠杆率并未到“可怕”的地步;并且就银行来说，居民抵押贷款仍是最安全的贷款。

　　“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房地产在财富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发达经济体房地产占国民财富基本是50%以上，中国不到40%。”张晓晶说。

　　不过，中国在这方面可能依旧是结构性问题突出。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就曾表示，中国居民杠杆率的分布存在严重的分布失衡，一二线城市被迫以各种形式举债购房的中产阶级年轻人，很可能是中国社会中杠杆率最高的群体，他们的金融脆弱性也是最强的。

　　去杠杆的艺术 

　　7月份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定调的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让市场看到了前期去杠杆进程进入稳杠杆阶段。上半年疾风骤雨般的各类去杠杆政策叠加后，导致市场信用急剧收缩，彼时及时出手对宏观政策进行微调，边际放松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辅之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为了在去杠杆和防风险之间寻求平衡，防止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

　　“上半年各政府部门严厉去杠杆，各部门都在从自己的角度制定去杠杆政策，缺乏协调，没有考虑不同政策的影响会叠加共振。”NIFD理事长李扬称。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兼中国股票策略主管朱海斌对记者表示，不宜过度夸大上半年去杠杆带来的负面影响。去杠杆从2016年下半年就开始，整个2017年影子银行、社融规模都出现明显下行，2018年只是延续了2017年去杠杆的进程。但之所以上半年去杠杆的结果看上去比较猛烈，主要是因为政策搭配发生了很大转变。

　　“2017年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冲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强监管，得益于积极的财政政策，2017年基建投资增速表现依旧强劲。可到了2018年，政府同步收紧了财政政策，再叠加偏紧的货币政策，使得信用环境快速恶化。”朱海斌称。

　　因此，在去杠杆进程中，合理的政策搭配和步调协调，是实现顺利去杠杆所需的“艺术”。

　　朱海斌认为，考虑到结构性去杠杆任务的继续，以及今年底至明年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下一步的宏观政策宜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搭配，其中，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加大基建投资，还应包括切实推动减税降费，随着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降低税率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

　　货币政策方面，目前已经出现边际宽松，市场流动性充裕旨在引导银行加大信贷投放。但市场普遍担忧的是，货币政策所出现的调整是否会重回“放水”老路。尽管决策层明确提出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但如何把握好政策转向的力度，防止再次演变成过度宽松，避免去杠杆的努力付诸东流，考验着央行拿捏货币政策力度的技巧。

　　张晓晶认为，客观而言，目前的宏观调控体系仍未彻底摆脱多年来形成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痼疾。即使是政策的边际放松，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变形走样。对于定向调控这类的结构性操作，一旦在局部开启一定的政策空间，在各种套利机制的作用下，也可能在整体上产生非预期的政策结果。当前，尤其要防止流动性宽松后带来的变相加杠杆，特别是重拾依靠房地产和基建两大部门拉动经济增长的旧有模式。

　　“杠杆之困实为体制之困，去杠杆应让市场清理机制发挥作用，破除政府兜底幻觉，硬化约束。其根本出路依旧在于推动改革，以市场经济为基本信仰，并以此调整政府行为。”张晓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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